48歲的閆女士因子宮全切手術中的主干肺栓塞而導致了腦出血，意外地不治身亡。因醫生事先未告知手術會發生如此兇險的并發癥，患者家屬無法接受結果。醫生也很無奈，對患者表示，科室多年未出現過這樣的術后主干肺栓塞的病例，再加上患者當時非常害怕手術，就不忍心告訴她。

這是《醫師報》醫事法律務實巡講·重慶站討論環節中的案例，重慶醫科大學馮磊教授就此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知情同意成擺脫責任的方式

馮磊認為，在知情同意制度的實踐過程中，很多“聰明”的醫生學會了規避風險的方法。比如，在知情同意書上列出盡可能多的并發癥，以表明自己已經注意。這就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醫生列得越來越多，講得越來越少。而由于醫生講不清楚為什么列，更擔心講多了患者會不接受診療措施，所以也就越來越不愿意講。這就形成了當前醫療中知情告知奇怪的錯位扭曲現狀。

醫生考慮不是賠償而是責任

馮磊指出，在醫療活動中，根據并發癥去判定醫療過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而在醫療實踐中發生并發癥的糾紛，大多數醫療機構會進行賠償或人道主義補償。賠償的替代性和普遍性致使醫生想規避的并不是真正意義的賠償或補償，而是責任。這就導致醫生更加謹慎地告知，也是造成本案中疏于告知的原因。

醫療水平才是評判過錯的標準

馮磊認為，閆女士死亡案例中存在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過錯與否來評價。他表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早已將是否“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作為評判過錯的標準。比如，在三級醫院，某種疾病是一種常見的并發癥，而二級醫院從未出現過。法院在判定二級醫院與三級醫院相同的過錯時也應有區別。然而很多醫生對此并不了解。

法律中包含了對倫理、道德的呼喚

從本案例中，我們要認識到倫理和法律的關系。以多年前發生的“彭宇案”為例，南京市民彭宇把一位老太太送到醫院，反被老人狀告。由于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彭宇是否與老人發生碰撞，法院以經驗法則為基礎推定，即如果一個人沒有撞人，他救人的概率遠低于撞人者。這也導致最終的判決結果不利于彭宇。因此，從法律裁判的角度，運用經驗法則可以理解。但此案引發大量爭議的原因，在于本案運用的經驗法則不合乎倫理要求。

馮磊認為，法律的制定和運行中，本身就包含了對倫理、道德的呼喚。在醫療糾紛中，法院認定過錯的標準實際上既有醫療常規、診療規范等自然科學技術形成的標準，也包括了對諸如醫師內心善意、注意程度、補救努力等倫理道德的考量，這是出于對醫生積極履行職責、更加珍視患者生命健康的呼喚和督促，促進醫患關系和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