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袁女士因臀部、腰部疼痛至某三甲醫院住院治療，被診斷為腰椎間盤突出癥。同年3月25日，在該院做了椎間盤摘除、椎板減壓術。術后，椎體膿腫、并伴有膿液流出。清洗傷口無效后，同年5月12日，該院為她進行傷口大清創、椎體壞死組織摘除手術。2016年1月22日，該院為其辦理了出院手續，但袁女士認為醫療行為有過錯，造成其病痛無法治愈且伴有多種并發癥及致殘的損害后果，故仍占用病床，拒絕離院。2014年3月18日至2016年1月22日，袁女士在該院共花費醫療費20萬余元，其已交納7.5萬元。雙方為此發生醫療糾紛。

袁女士將某三甲醫院告上石景山人民法院，要求其賠償各項損失共計24萬余元。該院不同意袁女士的全部請求，認為袁女士目前損害后果系其自身疾病所致，醫院的醫療行為無過錯。同時反訴要求袁女士支付其住院期間尚欠的醫療費13萬余元、床位費8658元及期間醫院神經外科醫生崔某借給袁女士的生活費共2.5萬元。

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鑒定所對醫療過錯、因果關系及傷殘等級進行鑒定。經鑒定，該院在對袁女士的診療過程中存在醫療過錯行為：住院病歷書寫不規范、首次病程記錄的鑒別診斷中未對腰椎結核進行鑒別診斷；第一次手術后，院方控制感染不利至患者出現壞死骨導致第二次手術，這些醫療行為中有部分與袁女士損害后果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袁女士的傷殘程度屬于九級。院方負次要責任，范圍為20%~40%。綜合該案的實際情況并參考鑒定意見，法院最終確定該院為袁女士的合理損失承擔35%的賠償責任。

對于某三甲醫院主張袁女士騰退病床問題，法院認為，目前袁女士每周去其他醫院治療，某三甲醫院為袁女士辦理出院手續，為了避免發生過度治療，加重袁女士經濟負擔，因此袁女士應騰退病床。

對于某三甲醫院主張返還借款2.5萬元，雙方均表示系該院神經外科主任崔某每個星期給其生活費500元和幾千元不等的檢查費，因該款項為崔某支付，借款與本案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對此訴求法院不予處理，雙方可另行解決。

圖/來源于健康160

法院判決

石景山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某三甲醫院賠償袁女士醫療費、住院費等共計14萬余元；袁女士支付玉泉醫院醫療費、床位費9萬余元，并騰退病床。

法律分析

本案有別于普通的醫療糾紛，袁女士因醫院過錯醫療行為向其主張賠償責任是一個糾紛，可單獨成訴；而醫院向袁女士主張支付拖欠醫療費并騰退病床是另一個糾紛，與前者各自成訴。由于這兩個糾紛基于同一醫患關系，法院將其合并審理裁判，以定紛止爭。

誠然，本案中，石景山法院依法對醫患雙方的矛盾和爭議焦點釋法析理，確定了雙方的權責。但這一患者欠費、賴院來對抗醫院以求解決糾紛的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法律上，醫患關系屬于合同關系的一種。在醫療服務合同關系中，醫院有按照診療規范對患者進行診斷并采取相應治療的義務，患者有配合治療、支付對價醫療費用的義務。在患者與醫院之間的醫療服務合同關系終結之后，辦理出院手續，騰退病床也是患者的主要合同義務。一方不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合同的相對方均可運用法律手段主張自己的權利。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患者法律知識匱乏，在質疑醫療行為后，不知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通過欠費或強占病床、病房的現象時有發生，不僅不利于糾紛的有效解決，還嚴重影響了正常的醫療秩序。如果患者在治療結束后不及時騰退病床，占用的是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侵害的是其他患者接受治療的機會和權利。其實，就患者而言，一旦發生醫療糾紛，第一時間保存和收集證據十分重要。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的規定，醫療過錯的舉證責任在患方。

一般來說，證據包括病歷、檢驗單、處方及藥品、手術切除組織等一切可以證明醫療過程真實情況的材料。搜集好證據之后，患者以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或醫療服務合同糾紛將醫院訴至法院，通過提交證據、申請鑒定等方式證明醫院存在醫療過錯，從而獲得相應賠償。

而就醫療機構而言，也應增強醫務人員責任心、規范醫療行為，積極提高醫療服務水平，盡量避免和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在醫療糾紛發生后，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積極查找自身問題，如果確有不規范醫療行為，能補正者及時補正，有效降低對患者的損害，消除誤解；無法補正者及時有效與患者溝通，主動提供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案，引導患者通過合法途徑解決訴求，避免雙方矛盾升級。

當然，醫患糾紛的預防和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理順醫患關系、改善醫療秩序需要醫患雙方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